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4件事处置不当如何让成全民公敌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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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7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政治的变化，也反映在1972年底的“中央”及地方公职选举上。

　　选举结果，无党籍在省议员部分当选15席，在“增额立法委员”部分则有许世贤、康宁祥、黄顺兴和张淑线人当选，在“国大代表”部分有黄天福、吴丰山、张春男等人当选。

　　当时在《大学》杂志中的新生代许信良当选省议员；任职中央党部的张俊宏在争取党内“立委”提名失败后，全力投入杂志编务，并显示出思想转变的迹象。

　　70年代初，为了替“新政”创造合适的气氛，蒋经国也开始有意识地适度放松对舆论的控制，使此前十年的“政治冰封”有了一点“解冻”

　　1970年10月，在蒋经国的授意下，中央党部连续召开了两次青年人“国是”座谈会，邀请青年学者、学生代表座谈，台湾学术界和企业界的“青年才俊”共70余人与会，对时局提出了许多批评，其中不少还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，事后他们不仅没有受到追究，反而得到了鼓励。

　　蒋经国本人也曾通过秘书长张宝树，邀请陈鼓应等“当面沟通，相互交流”。

　　“青年人应该有蓬勃的朝气，应该对什么都能开诚布公”，要他们“把心中的话完全讲出来。”

　　在当局的鼓励下，一批关心时政、大多有员身份的青年知识分子，对创刊于1968年的《大学》杂志进行改组，使之成为一份对台湾现实政治十分关心的政论性刊物。

　　在1971年1月出版的创刊三周年纪念刊上，刘福增、陈鼓应、张绍文联合发表了《给蒋经国先生的信》，建议他多接触想讲真心话的人，并为青年“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”。

　　1971年4月，美国无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反对，宣布在向日归还琉球群岛时，仍把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八岛包括在内。岛内学生、市民随即纷纷走上街头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“保钓运动”。

　　当月的《大学》杂志也发表了由93名学者和中小企业家联署的《我们对问题的看法》，敦促当局采取强硬态度，捍卫中国领土，对“保钓运动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　　7月，《大学》杂志发表了由张俊宏、张绍文、许信良、包奕洪联合撰写的论文《台湾社会力的分析》，对台湾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作了剖析，呼吁当局重视青年、中小企业者和公务员的作用，实行政治改革。

　　10月，杨国枢、张俊宏、陈鼓应、许信良、丘宏达、孙震等15人在《大学》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文章《国是诤言》，以鲜明的立场，就“国府权力结构的调整、政治的革新、国会的全面改造、民主政治的实质发展”等敏感问题发表意见，成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议论时政的纲领性文件。

　　在同一期内，杂志还特别重刊了蒋经国过去发表的一篇文章《追念我的知友王继春》，谈及王在赣南时期如何支持他的改革，以至积劳成疾而终。

　　此文的发表，十分耐人寻味，曾引起海内外对于蒋经国与《大学》杂志关系究竟如何的各种猜测。

　　此后，《大学》杂志不断升高议论时政的调门，先后发表杨国枢、张俊宏、陈鼓应等18位青年学者的文章《国是九论》和陈鼓应的文章《开放》，在台湾社会引起一股股政治冲击波。

　　1971年11月，台湾大学学生先后举行“在台大”和“民主生活在台大”座谈会，讨论大学内部的言论、出版自由问题。12月，台大又举行了“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”辩论会，《大学》杂志社长陈少廷提出了解散“三大民意机构”代表，重新选举“中央民代”，实施“全面的政治革新”的主张。

　　新的社会舆论的出现和大学校园内的民主气氛，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，各界人士纷纷提出争取政治参与、确保、保障人权等主张。岛内的也显露出“突破校园、走向社会”的趋势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当局对于《大学》杂志和一直持宽容的态度，当时的学生感觉到学校甚至当局都在“默许他们做一些事情”，一部分学者也误以为蒋经国已经改变统治手法，全面“政治革新”就在眼前。

　　但是，《大学》言论在岛内造成的影响，却使自我标榜为“青年之友”的蒋经国感到不能再忍受下去了。

　　于是，在他的授意下，的党报《》于1972年4月分6天连载了一篇作者署名为“孤影”的长文——《一个小市民的心声》，对陈鼓应《开放》一文进行反击，发出了对舆论由“放”转“收”的信号。

　　谁知《一个小市民的心声》出笼后，不仅没有让《大学》杂志立即停止呐喊，反倒引发了一场是求新、求变，还是苟安、偏安的新论战，《一个小市民的心声》在论战中被批驳得体无完肤。蒋经国事与愿违。

　　《大学》杂志还在当年8月号上又登出由张俊宏、许信良等所写的《廿年来台湾选举史的探讨》，鼓吹“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制度，可以说，没有选举，就没有民主。用一句古老但却充满智慧的话，选举乃是一种以‘数人头代替打破头’、‘以选票代替枪弹的制度”，直接触及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核心问题。

　　1973年2月17日，当局突然拘捕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鼓应等，罪名是他们在台大上一年年底举行的“民族主义座谈会”上为“”宣传。后来，当局虽然迫于各界的压力，将他们释放，却让台大在学期结束对陈鼓应予以解聘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当局开始对《大学》杂志的骨干分子施压，促使这个原本松散的“自由主义集团”发生分化。其中一批权贵的后代如关中、魏镛、李钟桂等迅速归队，后来并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；张俊宏离开任职的中央党部，另辟战场，后来与许信良等一步步走上“党外”反的道路；杨国枢、陈少廷等则开始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。

　　1973年夏，台大哲学系讲师杨树同将被陈鼓应指为“职业学生”的该系学生冯沪祥的理则学试卷判为零分，引起冯沪祥的极大不满，冯沪祥给杨树同留下了一封“语带玄机，略挟威胁之意”的信。

　　哲学系代主任赵天仪和杨树同要求将冯沪祥交给惩戒委员会处理，但校方却以赵天仪在处理陈鼓应一案中“配合不力”、“打击爱国学生”为由，解除其系主任职务，由孙智燊接任。

　　孙智燊上台后即按照当局的旨意，频频调整人事，排除异已，如没将4位兼任讲师改聘为专任讲师，未续聘兼任讲师陈明玉，而将任中央党部党工的兼任讲师杨政河改聘为专任讲师，从而引起该系教师不满，赵天仪、杨树同等9人遂上书校方表示抗议，反被孙智燊指为“政治集团”。

　　1974年3月28日，孙智燊临时将系务会议改为“哲学系紧急座谈会”，四处拉来学生与会，通知记者旁听，并对会议进行全程录音和记录。

　　孙智燊在会议上罗织罪名，指哲学系利用打零分“迫害学生”，称哲学系、文学院甚至台大均“受北京指挥”，已被“赤化”。

　　6月，孙智燊拟出了对8名教授的不聘名单，但在校内部分教授的强烈反对下，校方不得不留下个别仅为反对孙的作风的教师，其余大部分涉及“政治问题”的教师则被台大停聘。

　　8月，孙智燊任期届满，黄天华接任系主任，他不但不纠正前任的错误，反而新解聘了黄天成等四名教师。

　　“台大哲学系事件”是当局以“保护受迫害学生”为名，行整肃学术思想界之实的一起政治迫害案。

　　蒋经国曾说过：“台湾所有的大学我都可以控制，但是只有台湾大学没有办法掌握。”

　　1995年5月28日，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小组公布了“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”，宣布对当事人进行“”。

　　陈鼓应、赵天仪等也在记者会上发表共同声明，感谢这“迟来的正义”，并要求重返台大。

　　此后，台大校务会议决定，当年被无理逐出台大的教师可以回校任教，不回学校任教者则可从校务基金中各领取60万台币作为补偿金。

　　1973年，张俊宏争取党内台北市议员提名再度失败，愤而将党证寄还市党部，宣布脱离，并于当年11月与党外的林义雄、陈怡荣、王昆和组成联合战线，共同竞选台北市议员。选举结果，他们虽然高票落选，但在竞选过程中，他们与助选的康宁祥一起，四处发表竞选演说，在台北市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选举与参政热潮。

　　1975年8月，这一批人又创办了《台湾政论》，由黄信介任发行人，康宁祥担任社长，张俊宏任总编辑。姚嘉文被聘为该刊的法律顾问。

　　“石油（危机）给予岛内经济沉重的打击，蒋公过世，中南半岛遗败，菲律宾、泰国与建交，一连串的事件，迫使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艰难的局面”，在此情况下，他们要通过刊物“搭起民间舆论的发言台…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，对于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的现象，发挥‘扫除脏乱’的功能。”

　　《台湾政论》的言论直指的统治体制，批判的调门更高，与当局对立的倾向更明显，因而在创刊后，很快便引起社会的重视，被公认为在野反对派的旗帜，其第3期刚上市便售完，再版达5次之多，可谓一鸣惊人。

　　当年11月，举办第二届“增额立委”选举，为配合康宁样、黄信介等人竞选，该刊将第4期定为“选举特大号”，号召选民警惕的舞弊行为，希望民众都能投出自己“神圣的一票”。

　　12月，该刊第5期刊登陈鼓应的《早日解除》和《谈“蒋院长说”》、姚嘉文的《宪法与国策不可以批评吗？》、郭雨新的《被遗忘的社会——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军眷问题》等文章，将“政论”的矛头指向当局“”体制本身，十分引人注目。

　　同期还刊登身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邱垂亮的《两种心向》一文，批评当局的政策“都是形式化、表面化的政治魔术，完全缺乏可信性与实质性”。

　　“相信台湾人民要想当家做主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，第一是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的独裁政权，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”，却被当局抓住了“辫子”。

　　当局指责该文“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，情节严重”，并以此为借口勒令《台湾政论》停刊。这样，《台湾政论》只存在短短的5个月便夭折了。

　　《台湾政论》被停刊的真正原因是它不仅继承了《大学》杂志的自由主义观念，而且比它走得更远，因为它反对“坐而论道”，主张从事实际的政治运作，也就是通过参与选举来与相抗衡。

　　“借着《台湾政论》这个桥梁，在从民国58年的几次选举以来，已经形成的新生在野政治人物，与从《大学》杂志时期政治改革运动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，才得以结合，这个结合使党外的力量、素质提高了。”

　　尽管刊物被停，党外在选举中仍获得辉煌的胜利，康宁祥、黄信介均以高票出线，许世贤和黄顺兴也分别在各自的家乡当选。郭雨新在宜兰参选，本来呼声很高，但在选举中竟意外被推出的林荣三击败，后来郭雨新发现在计票时竟判定出3万张废票，便具状控告林荣三贿选，但却不为“法庭”受理。

　　经过1969、1972和1975年三次选举，在野势力不断聚集，台湾报刊越来越多地用“党外”来称呼他们。

　　“党外”一词，在台湾的政治史上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它指的是以外持不同政见的人士。

　　同为党外人士的李筱峰在《台湾四十年》一书中，对“党外”一词作了如下解释：

　　“‘党外’一词，原本只是对非籍的一个泛称。早期无党籍的候选人，多以‘无党无派’标榜，而少用‘党外’一词。自从黄信介、康宁祥崛起后，‘党外’一词大量使用，无形中‘党外’一词便成了无党籍中的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号志。在这个界定模糊、含义笼统但又简短的号志下，一些政治异议分子经由数次选举而逐渐凝结成一股在野的政治运动。”

　　1977年11月，台湾进行五项地方公职人员，即省市议员、县市长、县市议员、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选举。

　　有着地方背景的党外候选人，纷纷为自己涂上群众代言人的油彩，并以地方利益的保护者的身份向发起更为强烈的挑战。

　　由于党外势力的形成，此次选举中他们首次展开了全岛性的大串联，不仅康宁祥、黄信介、黄顺兴等南北奔波助选，许信良在桃园县，洪照男在高雄市、余登发的女婿黄友仁在高雄县、曾文坡在台中市、苏南成在台南市分别参选县市长，加上张俊宏、林义雄等参选省议员，这使得这次堪称台湾实施地方自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，迅速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，整个选战的热烈程度也远远超过以往。

　　据统计，当时的投票率在台北市为7成，台湾省更高达8成，显示民众参与选举热情的空前高涨。

　　选举结果，党外势力取得极大的胜利，共获得4席县市长（桃园县、台中市、台南市和高雄县)、21席省议员和6席台北市议员。

　　此次选举中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桃园县。许信良因未获提名，自行投入选举，后又遭开除党籍，便正式加入党外阵营。

　　籍候选人欧宪喻依靠该党的全力辅选，一开始在声势和财力上都超过许信良。在此情况下，许信良便广邀党外知名人士为其助选，并大胆启用年轻人为其进行竞选工作，使其选情呈现“开低走高”的趋势。

　　当天上午，位于桃园县中坜国小的投票所人潮汹涌。这时，一对年迈的夫妻钟顺玉、邱涂菊挤进人群，准备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。不知是受两位老人的参政热情感动，还是出于别的考虑，该投票所主任监察员、中坜国小校长范姜新林便主动上前，帮助老人将圈选了许信良的选票投入票箱，但是姜女士手指上沾有的墨水却留在了一张选票上，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，这张选票在计票时肯定要被判定为废票了。

　　此一情景，却没有逃过当时在场的许信良支持者林火炼、邱奕彬的眼睛，他们便称范姜新林是在故意做手脚，试图压低许信良的得票数。

　　在场的选民，也以许信良的支持者为多，在一片哄闹声中，有人开始喊打。范姜新林见势不妙，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，便赶忙逃往中坜警察分局寻求保护。

　　愤怒的群众听说使用卑鄙手段“做票”，哪肯善罢甘休，民众又一哄而上，赶到中坜警察分局，一时之间，这里聚集起无数民众，据报道可达万人之多，而在当时，整个中坜市的居民总共也不过是12万人。

　　人越聚越多，有的要当局惩办范姜新林，有的则借机宣传鼓动，还有的只是围观起哄，人多嘴杂，群众的情绪越来越高涨。

　　在部分党外人士的鼓动下，事情迅速向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，群众开始以行动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。

　　下午4时，迫退到警察局围墙内，有人用石块向警察局的窗户乱砸，还有的人将门口的警车推翻在地。

　　5时，前来增援的镇暴警察赶到，民众并不退缩，镇暴警察乘坐的卡车被烧毁。随后，警民双方爆发激烈的冲突。

　　在混乱中，群众点燃了8辆警车和60余辆警用三轮摩托车，镇暴警察也向民众开枪射击。

　　在冲突中，19岁的“中央大学”学生汪文国的头部被子弹由颈部向上穿过，被送往医院抢救，几天后在“荣民总医院”不治死亡；18岁的市民张治平被刺刀刺伤颈部及左背部。10时，军队开进现场，与民众继续对峙。11时30分，群众放火焚烧中坜警察分局。

　　混乱局面持续一夜。次日凌晨，当局宣布将范姜新林移送法办，并宣布根据计票结果，许信良领先对手8万余票，已经当选桃园县长，群众才陆续散去，事态逐渐平息。

　　而在当天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CBS)记者在现场采访，在目睹全过程后向本部发了《中坜火烧》电讯，当天，CBS向全美广播了中坜事件的始末，美国舆论纷纷指责的卑劣行径。

　　结果，林益生等人被定犯有纵火罪，判以徒刑；牙科医生邱奕彬被控伪证，处以有期徒刑一年半，缓刑三年。

　　中坜事件是迁台后举办“地方公职人员选举”以来，所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政治性事件。事件发生后，社会舆论和传媒有不同的评说，有说是人为制造的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民众民主意识的一次大觉醒。

　　此一事件的另一影响则是发生在内。在中坜事件之后改组中央党部，将负责选务的组织工作会主任李焕逐出党务系统，李所兼任的“青年救国团主任”和“革命实践研究院”主任等职也被免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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